王圆箓 - 探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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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王道士,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

  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 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

  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三十 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

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日,其徒子徒孙赵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