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包罗万象的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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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罗万象的敦煌遗书


  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莫高窟第17窟。这个一丈大小的洞窟内没有王道士等人渴望的金银财宝,而是无数的白布包和各式文书文物。后来,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如此描述:“从道士所掌微开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几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白布包内裹着各种经书,下面摆着各种佛帧绣像,洞里堆满各种经卷、铜像、法器、文书等约5万余件。这5万多件的写本文书主要可分为宗教典籍、世俗典籍和其他各类官私文书。 


  宗教典籍 


  藏经洞中的宗教典籍,主要分为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是中土经卷的复本,有的是中土已经亡佚的经卷,对中土宗教文献学研究、宗教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典籍 


  在敦煌宗教经典籍中,大约百分之九十都是佛教典籍,主要包含经、律、论、疏和各种佛教应用文。这些文献绝大多数都是写本,只有少数是刻本。较为常见和数量较多的写本有《妙法莲华经》、《大般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四分律》、《大般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等,这也和敦煌壁画中数量众多的大型经变画一致。比如隋代第419窟主室窟顶前部西披上面画的《法华经变》,即根据《法华经?譬喻品》绘制而成。中唐第112窟南壁西面绘制的大型壁画《金刚经变》就是根据《金刚经》铺演而来。其中除了大多数传世佛书写卷外,还有几类特殊价值的珍贵文献。一类是佚经,即历代大藏经皆未收录的久已失传的佛教典籍,目前已发现两百余种,这些崭新的资料为佛教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隋代僧人释信行(541—594)创立的三阶教教义和经文等。三阶教,本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在隋代和唐朝初年十分盛行。但因为不利于国家统治,隋文帝杨坚、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明令取消。因为政治上的禁制、其他各宗的攻讦,三阶教逐渐淡出了历史视野,它的一些教义经文也大都湮没不传。藏经洞现世后,学者在其中意外发现了一些三阶教的经文,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等,从宗教学、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另一类是“伪经”。佛经本是释迦牟尼说法的记录,然而在中国还流传着一些假托佛的名义,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假冒的佛经,它们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思想,目前已发现七十余种。这类“伪经”绝非没有价值。例如在敦煌发现的30余件《佛说父母恩重经》,宣传的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我们在敦煌变文、白话诗、曲子词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通俗的道德教科书,对塑造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敦煌还发现了许多禅宗文献,对禅宗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人们都知道禅宗史上有南北宗之争,由于南宗占了上风,传世的禅宗文献主要是南宗的文献,据此研究早期禅宗史是不全面的。敦煌发现的许多早期禅宗文献中包括不少北宗文献,为禅宗史5—7S.5475号《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如《观心论》、《楞伽师资记》、《顿悟无生般若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学界认为,《观心论》是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的作品,而《楞伽师资记》则记载了神秀至普寂的北宗禅系。不仅如此,敦煌遗书中的S.5475号《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抄本,也和传世文献多有不同,加上另外四件敦煌《坛经》,为学者校勘和研究《坛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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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81号天监五年(506)《大般涅槃经》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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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P.3006号北朝写本支谦译《维摩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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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5475号《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此外,佛教典籍中还包括一类重要的仪式文书,比如斋愿文、忏悔文、讲经文、庄严文等。从佛教初传到北宋初年,中国佛教仪式经历了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比如道安三例、唱导、水陆法会、预修斋供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仪式文书也随之产生。以道安三例为例,它的仪式主要包含行香唱赞、安佛设座、诵经转读、讲经论义、布萨忏悔等,随之产生了一些偈颂、讲经文、忏悔文等。不同的仪式,产生了不同的文书,比如敦煌佛教文书中的庆寺文、庆经文、开经文、转经文、咒愿文、表白文、庄严文、回向文、忏悔文等皆和佛教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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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2292号西川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 


  道教典籍 


  敦煌宗教文献中也有许多道教文献。据学者不完全统计,藏经洞大概保存了500余件道教遗书,包括道教经典、论道文书和其他作品。 


  在敦煌道教遗书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道德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经典。道教经典的各类注疏、题记中的时间、人物、缘由等,皆成为学界研究敦煌道教活动、道教徒生活的重要资料。同时,敦煌遗书中还有一批亡佚的道经,如北朝写本想尔注《老子道德经》。再如《老子化胡经》,它在历史上曾经引起佛、道二教的激烈斗争,延续了数百年。到了元代,《化胡经》最后一次被禁毁,从此便失传了。直到敦煌遗书现世,我们才得以一睹原貌。虽然历史上曾流行许多种《化胡经》,敦煌本《化胡经》才是仅存的真果,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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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P.2004号《老子化胡经卷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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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2081号《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 


  敦煌遗书中还有五部道教类书和八件没有标题的类书残卷,这些类书中保存了大量亡佚的经书教义,比如传为老子所著的已经亡佚的《妙真经》。当年老子驾青牛薄板车西行至函谷关,关令尹喜见东方有紫气西迈,知道有圣人前来。于是尹喜将老子迎入官舍,斋戒问道。老子演说《道德》两篇,上下两卷五千言以授之。尹喜又将老子的谈论言旨记录下来,整理成《西升记》,后人尊称为《西升经》。这两部经书,道藏中都有记载。但是据《道教义枢》来看,尹喜当年记录的不仅仅是这两部经书,还有《妙真经》。道藏和其他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此经,《妙真经》显然成了佚文,世不复见。幸运的是,学者们在敦煌道教抄本《无上秘要》中发现了大量的《妙真经》佚文,作为老子三部经典之一的《妙真经》真容终于重现于世。 



  摩尼教典籍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基础上发展而创立的宗教,曾经在世界上流行了1000多年,又称为尼教、明教。唐朝初年,摩尼教传入中国,后为政府限制发展。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回鹘牟羽可汗从唐朝带走四个摩尼僧人返回漠北,从此废弃“萨满”教,定国教为“摩尼教”。摩尼教,在一段时间内对唐王朝、回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摩尼教曾受到唐朝政府的禁断,本身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学者对它的研究,主要依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间接记载。敦煌藏经洞打开以后,其中居然还保存了一些摩尼教文献,尤其是三种摩尼教的经典,让学者们大为惊讶。比如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的Or.8212—178号敦煌遗书《摩尼教徒忏悔词》,是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最完好的一件。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将它带到了英国。 


  景教典籍 


  景教作为唐代三夷教之一,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支,又称为聂斯脱里派。它源于现在的叙利亚地区,唐朝时期传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年(635),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自到西郊迎接,从此景教便在中国立寺传播。初唐、盛唐时期,它在长安、敦煌等地十分兴盛,后来受到唐武宗年间“会昌法难”的波及而逐渐势衰。通过敦煌遗书来看,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景教徒活动十分频繁。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七种景教文献,即《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等景教经书,为景教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还有一些景教的赞美诗,如P.3847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三威”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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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P.3847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 



  5.寺院文书 


  宗教典籍中,除了经书教义外,还有各类寺院文书,大约有500余件。这些寺院文书主要包含度牒、戒牒、僧尼籍、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记载着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的经济生产和僧徒生活状况,是研究佛教僧侣教团组织、制度、活动、仪式的上好资料。比如P.6005号遗书背面《释门帖诸寺纲管》便说明了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僧侣的结夏安居活动。 



  世俗典籍 


  敦煌遗书发现于佛教圣地莫高窟,大多数与佛教有关,其中佛经占很大数量,但也有极其丰富的其他内容,涉及到古代宗教、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语言、文学、民俗、科学技术、中外交通等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藏经洞中的世俗典籍,主要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以及各类官私文书,既包含儒家经典,又包含各种史书、政书、方志、氏族志等,既包括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还包括诗、词、曲、赋、话本、小说、变文等各类俗文学作品。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录敦煌经部文献24种、史部25种、子部62种、集部33种。这些古籍,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代写本,一部分是亡佚千年的古代典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除了四部文献外,官私文书也是敦煌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主要包含符、牒、状、帖、户籍、账本、榜文、敕词等等。这些文书是研究唐五代敦煌历史、社会生活、寺院经济的原始资料,具有重大的意义。像敦煌遗书这样博大的学术宝藏,珍贵价值是难以一一叙述的,下面只举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儒家经典 


  在藏经洞的五万余件遗书中,敦煌儒家文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它依然称得上数量繁多,品种丰富。敦煌儒家经典主要有九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尔雅》、《孝经》。除经典本身外,还有各类注疏。它们主要是写本,有六朝写本、北朝写本、隋唐写本,还有五代宋初写本。现在的儒家文献整理研究中,宋元写本、刻本就算得上是罕见的珍本善本,又何况六朝、北朝的写本。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古佚书,如S.2053号背面《礼记音》,P.3315号《尚书释文》,P.3383号《毛诗音》等。这些写本为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版本和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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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P.2169号《古文尚书?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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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P.2617号《周易经典释文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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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P.2510号《论语》卷二郑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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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P.3735号《尔雅》卷中 


  历史文献 


  敦煌历史文献主要包含各类正史、编年史以及敦煌地区的历史文书等。其中,正史类包含《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书残卷。编年类包含《汉纪》、《晋纪》、《晋阳秋》、《春秋后语》等。敦煌历史文书,如S.5505号、S.5785号、P.2652号、P.4016号《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S.2506号、P.2810号、P.4073号、P.2380号《唐朝年事》,S.2552号背面《汉晋年事》,S.5693号《瓜沙古事系年并序》,P.3721号《瓜沙两郡编年》等,皆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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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P.2627号《史记?管蔡世家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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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P.2485号《汉书?萧望之传》 


  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记录敦煌世家大族本族世系的家谱、活动事迹以及重要人物传记的文书。P.2625号残卷《敦煌名族志》,仅存张、阴、索三姓94行,记载了五代宋初敦煌大族张氏、阴氏、索氏的一些家族情况。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专门记载敦煌大姓氾氏家族从济北卢县迁居敦煌之后的生活情况和人物传记。S.5861号、S.9951号《姓氏书》,S.2052号、P.3191号、P.3421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也都记载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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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P.3191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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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P.2625号《敦煌名族志》 


  一些文书不见于传世文献,比如已经亡佚的晋代孔衍的《春秋后语》,敦煌遗书S.713号、S.1439号、P.2569号、P.2589号、P.2702号、P.2872号背面、P.3616号、P.5010号、P.5034号背面、P.5523号背面等12件文书都是它的抄本、略本或音注本。此外,《三十国春秋》、《晋阳秋》、《蜀王记》、《风土记》、《梁四公记》等,皆有很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 




  地理文献 


  地理类主要包含沙州、伊州、西州的地方志、西域地理文书、五台山地理文书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地理文书。为了国家管理之需,唐代编纂了图志、图经、地境、土境、图、志、书、录等各种方志。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编号分别为P.2005号、P.2695号、P.5034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之一。它对我国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P.2009号残卷《西州图经》今仅存数十列,但它记下了西州11条通向境外的道路,弥补了唐史记载的不足。S.367号《沙、伊等州地志》、S.788号背面《沙州志》记录了沙州寿昌县和伊州地域,反映了沙、伊二州的历史、地理、交通、河流、物产、风俗等内容。P.2691号背面的《沙州城土镜》罗列了沙州城内的山川、河流、湖泊、城市等自然和人文环境。另外,敦煌博物馆藏《唐地志残卷》,记载了唐代5道、138州府、614县的情况;P.2522号《贞元十道录》,记载了剑南道12州的情况;P.2511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记载了河东道州府的情况。P.3973号背面、P.4648号《五台山巡礼记》,S.397号《五台山行记》等记载了沙州到五台山沿途所经的关隘、州郡、驿站、村落、寺院等情况。S.529号《失名行记》记载了五代后唐时一位僧人从五台山出发游历各地州郡名山的情况。学者校勘唐代地理类文献时,还可以借鉴这些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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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 


  文学文献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主要包含古代的传世文学典籍、唐五代作家作品以及各类民间俗文学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是过去人们从未见到的。它主要包含敦煌白话诗、民间曲子辞、俗赋、变文、话本等。敦煌白话诗,主要分为辅教类诗歌和民间诗歌,代表诗人如王梵志。敦煌曲子辞,内容广泛,形式活泼,浓郁的民间气息和粗朴的原始形态为中国词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敦煌俗赋,是指民间流行的白话韵文赋体作品,如《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等以“赋”为名的作品。敦煌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包括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汉将王陵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敦煌话本,是指唐代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等。此外,敦煌俗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词文、传文、记、论、书等作品,如《季布骂阵词文》、《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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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P.4988号背面《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它们的发现,不但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内容,同时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难题。例如过去常说词为“艳科”,对它的起源也弄不明白。敦煌遗书的发现使我们明白了最早的词是唐代民间的曲子词,而曲子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绝非“艳科”。对敦煌变文的定义,学术界意见还未统一,不过对于敦煌发现的这类唐五代通俗讲唱文学作品的伟大意义,学术界的意见是一致的。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说:“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30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地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我们从敦煌遗书中才第一次看到了与李杜诗歌、韩柳散文同时,在民间流行的各种通俗文艺,正是它们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波澜壮阔的主流。 


  书法文献 


  书法文献主要包括藏经洞保留的书法文献和敦煌其他地区发现的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碑文书法等。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晋到北宋4万多卷书法作品,对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时代风气的推进和书法材质的变化,每一时期的书体、笔势、墨性等皆有不同。 


  从字体来说,敦煌文献的书体主要包含楷书、草书、行书、篆书及其他各种过渡性书体。其中,引起学者关注的是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经生体”。经书体,即抄拓本写经卷的书体。尽管经书中也有楷书、隶书等作品,但敦煌学者一般将经卷中出现较多的类楷书的书体称为“经书体”。这种书体形成于寺院,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它反映了民间汉字由隶书向唐楷演变的全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除了经书体外,敦煌经卷书体中还有草书、行书、篆书、硬笔书法作品。以行书而言,P.4508号遗书保存了《唐太宗书温泉铭》的唐代拓本,《温泉铭碑》早已亡佚,敦煌遗书的发现,填补了书法史上的这一空白。以篆书而言,敦煌文献中有极为少数的篆文作品——《千字文》残卷,填补了隋唐文物中篆书《千字文》的空白。所谓硬笔书法,乃是民间书手以木笔或苇笔书写的作品。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硬笔书写的古藏文文献,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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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P.4508号《唐太宗书温泉铭》 


  从写手而言,敦煌书法文献的作者主要是士族显贵和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其中,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大多数接受过基本训练。敦煌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书法传统。东汉献帝时的“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和西晋“章草宗师”索靖等,都是敦煌人。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P.3721号《杨洞宇撰瓜沙两郡编年》,P.3929号《沙州敦煌古迹廿咏并序》,P.4010号、P.4615号背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等皆有相关记载。再如北魏东阳王元荣、唐代李达、吐蕃时期的阴嘉珍、晚唐李弘益、五代曹良才,以及著名的敦煌将领张议潮及其后裔等皆是当时名动一时的书法名家。敦煌僧侣中,著名的书法家有都僧统唐悟真、粟特人灵图寺康恒安、龙兴寺僧人智照、灵图寺僧人梁道林、报恩寺僧人刘庆力等。此外,敦煌还有一批职业的抄经人员,称为“写经生”。“写经生”又分为官府写经生和民间写经生。 


  从书法理论残卷来看,敦煌遗书中还保留了三叶残卷。其一,从笔划的比例、长短、粗细等方面论述写字方法;其二和其三是P.4936号托名王羲之《笔势论》残卷的民间抄本。同时,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了王羲之的唐人临本,即S.3753号《唐人临本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P.4642号《临王羲之书法帖》等,意义和价值都非同寻常。 


  此外,敦煌地区先后发现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碑文以及石窟中遗存的佛画榜题和供养人题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乐舞文献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中西方音乐和舞蹈交流汇聚成独树一帜的敦煌乐舞。北魏温子昇《敦煌乐》曾说:“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在敦煌石窟中,乐舞图像十分普遍,如十六国第272窟的“天宫伎乐”奏海螺乐舞图像,中唐第158窟的《西方净土变》等图中的故事乐舞等。从文献和壁画来看,敦煌音乐主要包含“天乐”、“天宫伎乐”、“飞天伎乐”、“礼佛乐舞”、“羽人伎乐”、“药叉伎乐”等。在诸神当中,“乐神”、“歌神”、“药叉”等皆擅长音乐。据学界考证,敦煌壁画总共出现乐器近60种。这些乐器在壁画中共使用4000余件次。以五代第61窟为例,该窟壁画中有乐舞造型67组,出现乐器21种,182件次。其中,中唐第11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反弹琵琶”绝技名闻中外,成为敦煌音乐乃至中华音乐的标志。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现世后,人们发现了抄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的唐五代敦煌乐谱,即工尺谱抄本,但因为难以解读,又被学者称为“天书”。同时,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曲谱、舞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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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P.3501号《大曲舞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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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P.3808号背面《曲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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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莫高窟第61窟壁画中的迦陵频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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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莫高窟第11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反弹琵琶”图 




  其他文献 


  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颇具价值的珍贵文献,如户籍制度、法律制度、天文历法、医药文书、土地文书、仓廪文书、科举文书、教育文书以及其他官私文书等。S.113号《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正月籍》、S.3287号背面《子年擘三部落百姓氾履倩等户手实》分别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和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户籍管理制度。P.3252号《职制户婚厩库律》、P.3608号《唐律疏议》是唐朝的相关法律文本。P.2507号敦煌残卷《开元水部式》,是唐代政府颁布的水利管理法规,也被称为我国最早的水法。P.3186号背面《乙酉年六月十六日某与妻纷争牒》、《雍熙二年六月洪润乡百姓某欠债牒》记载了当时的夫妻纠纷和债务纠纷。再如敦煌本绢本彩色手绘《全天星图》,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象图。整幅星图记载了1359颗星,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看到的大部分恒星。欧洲只有到文艺复兴以后,才能制出如此高水平的星象图。S.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瓜州帐书、籍》,记载了当时均田制的相关情况。S.4120号《某寺布褐绫绢破历》、P.2613号《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就库交割常住什物色目》、P.2974号背面《乾宁四年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稿》等记载了当时的寺院经济状况。P.3723号《记室备要一部》记载了唐代的各种书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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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S.3326号《全天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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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S.76号敦煌写本《食疗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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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P.2574号《周公孔子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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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P.2623号《显德六年(959)己未岁具注历日》 


  另外,敦煌遗书中的中医方剂、藏医方剂、食疗方剂、美容方剂、佛教方剂、道教方剂等,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其中,仅中医方剂大约就有1100余首,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口腔、皮肤等多个门类。其他官私文书中,官文书主要包含状、帖、令、榜文、判词、户籍、帐本、屯田、市制等;私文书主要包含人身、土地、借贷、商业买卖等各类契约,都是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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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P.2842号背面《推人九天宫法》 




  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敦煌遗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宝藏,其中多数是汉文文书,但也有大量文书是用其他文字书写的,如藏文、梵文,以及古代西域的各民族文字,如吐蕃文、康居文、于阗文、回纥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窣利文、叙利亚文、吐火罗文等。 


  于阗文遗书,主要包含佛教类、历史类、文学类和经济类。于阗文佛教文献多藏于法国,如P.2029号、P.2782号背面《妙法莲华经纲要》和《陀罗尼》,P.2784背面《善财譬喻经》,P.3513号《佛名经》、《般若心经疏》、《金光明最胜王经忏悔品》、《礼忏文》,P.4099号《文殊师利无我化生经》等。历史类文书如P.2786号背面、P.2788号背面、P.2790号背面的《于阗使臣上于阗朝廷书》,P.5538号《于阗王尉迟轮罗天尊四年致大王舅曹元忠书》等。传说类文书如P.2787号背面《尉迟僧伽罗摩王颂词》、《迦腻色迦王传说》,P.2798号背面《阿育王传说》等。此外,P.5538号还保存了一份《梵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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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P.5537号背面《于阗文佛说帝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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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P.5538号《梵文于阗文双语文书》 


  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还有大量藏文佛教文献,主要包含《般若心经》、《金刚经》、《涅槃经》、《楞伽经》等经书,《唯识二十颂》、《般若心经解说》、《大瑜伽修习法》等论部经典以及各类赞颂、祈愿类的经典。还有一些翻译为古藏文的汉文史书,如《古文尚书》、《春秋后语》等。仅以英法两国所藏来说,藏文写本就在5000卷以上,参见比利时人威利布散编写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古藏文写本月录》(英藏)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拉鲁女士编写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伯希和搜集的敦煌古藏文写本清册》(法藏)。其中,有些写本非常重要,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载了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吐蕃赞普世系和各小邦邦伯、家臣表等内容,堪称一件举世瞩目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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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P.16号《悉昙字梵文般若心经》 


  敦煌写本中梵文文献也比较多,近年来莫高窟北区洞窟相继发现了15件梵文文献,主要包含《法身偈》、《法身颂》、《法身舍利偈》、《缘起颂》、《缘生偈》、《法颂》、《因缘颂》等。其他梵文写本中,有三件作品被视为时间最早的印度文字写本。其中,印度诗人马鸣的梵文剧本《舍利弗缘》最引人注意。它用贵霜文字写成,包含150个残叶。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烽燧处发现了八封书信,这八封书信皆是用粟特文写于纸上。八封书信中,有七封都和商业有关。粟特人,又称“撒马尔罕人”,原是生活在中亚地区,因为善于经商闻名中外,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我国史书上虽然对他们略有记载,但是并不详细。八封书信的发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遗憾。写信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312),写信的人叫纳尼班达,是这个商队的首领,收信的人是撒马尔罕的雇主纳尼司巴尔大人。信中叙述了一个外籍商人眼中的西晋永嘉之乱,匈奴军队的屠杀和洛阳的动荡局势,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忧心失去联系的商队和内地丝绸贸易的同时,也表示一定要维护商队在敦煌到金城一带的信誉。当然,这封书信并没有能够传到它的主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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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P.4号《粟特文善恶因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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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P.1412号《希伯来文犹太教祈祷文》 


  195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在一个元代喇嘛塔中发现了三部西夏刊本佛经。一件是《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其余两件都是图解本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现藏敦煌文物研究所。两件图解本中,一件为残卷,仅有十页;一件首尾完整,图文并茂。图解本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现存海内孤本,十分珍贵。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三件用古突厥卢尼文写成的文本,其中一件记录的内容类似于《解梦书》。莫高窟北区B53窟还发现了一件叙利亚文文献,摘录了《旧约》中《诗篇》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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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P.1286号吐蕃文《吐蕃赞普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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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P.13号《回鹘文佛教祈祷文》 


  总的来说,敦煌遗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包含文学、语言、宗教、历史、地理、艺术、数学、军事、医学、天文、造纸术、印刷术等。从时间来看,敦煌遗书上起东汉,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朝代。其中,有纪年的文献大概有1000多件,绝大部分汉文写本都写于唐五代时期。从版本学来看,现存宋版书籍已为数不多,藏书家皆视若珍宝。现在突然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人亲手书写的文书,比宋版书的时代更早,对古文献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的珍贵价值可想而知。从形制来看,敦煌遗书主要有卷轴装、经折装和册子装三种。从字迹来看,敦煌遗书又可分为手抄本和刻印本两种,其中以唐五代时期的抄本最多。敦煌遗书中也有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刻本书籍,那是咸通九年(868)的刻本《金刚经》,长五米多,卷首有一幅精美的木刻佛说法图,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了。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的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插图本,在我国书籍发展史、出版史、印刷史上都是可贵的珍稀宝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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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P.2524号旋风装《古类书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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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P.2876号蝴蝶装唐天祐三年(906)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写《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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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P.4646号梵夹装《顿悟大乘正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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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P.4500号绢本蓝地金银丝线绣《佛说斋法清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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