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艺术与婚姻之 常书鸿与陈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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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唱妇随”的传统伦理关系,实际上除了“红袖添香”式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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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最早的美术家夫妻是哪一对,但艺术史上确实有一些夫妇都从事艺术创作的记载,元代的赵孟頫、管道昇夫妇便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对。20世纪以来,随着妇女解放和她们受教育的普遍化,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夫妇画家也就变得十分常见。但人们羁于习惯眼光,往往把画家夫妇的关系理解为“夫唱妇随”的传统伦理关系,实际上除了“红袖添香”式的温馨外,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牵涉到整个历史文化的内容和问题。

  20世纪初期,建立在共同艺术追求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首先在新一代学习西方艺术的青年中间频频出现。常书鸿和陈芝秀、林文铮和蔡威廉、方干民和苏爱兰、庞薰琹和丘堤、倪贻德和刘苇……他们不但是新艺术的追求者,也是新型婚姻关系的实践者。他们在艺术和感情上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中甚至有不少出人意料的变化。个中原委,一方面是整个中国文化尚处于转型阶段,社会观念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中,中西、新旧兼而有之,在哪些问题上由哪些观念发挥主导作用,往往是十分微妙和难以预测的。

常书鸿和陈芝秀

  常书鸿(1904—1994)和陈芝秀(1908—1979)是在杭州结婚后一起去法国学习艺术的,出国前在杭州任美术教师,都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到法国后,常书鸿先学工艺,后学绘画,陈芝秀学习雕塑,她的作品曾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和巴黎春季沙龙。两人都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陈芝秀在发表于《艺风》杂志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中,阐述了组织艺术学会的缘起:“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空气。”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经常活动的地点就在常书鸿家里,陈芝秀以她无可挑剔的聪敏和美丽,完美地扮演着沙龙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视化妆打扮,据她当年的老同学讲,其漂亮程度“远远超过”名闻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而常书鸿之才华横溢,也为他的同学和朋友所一致称道。在当时留法学生眼里,这两人真是佳偶天成。他俩的女儿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者,流经里昂的塞纳河之谓也。这是他们的挚友吕斯百给起的名字,以此纪念使这些年轻人魂牵梦绕的法兰西岁月。

  1936年常书鸿学成归国时,陈芝秀和孩子仍然留在巴黎,因为他们不清楚国内生活环境和艺术环境究竟如何。常书鸿乘火车经苏俄回国后,任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颇受当时教育文化界官员王世杰、陈立夫、张道藩之器重。他让陈芝秀和女儿也从巴黎回国。陈芝秀带沙娜乘船回国途中,在地中海听到日本进攻北平卢沟桥的消息。她们在上海登岸,与作为国立艺专教授的常书鸿会合,辗转流亡于西南各地,在日本空军轰炸贵阳时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1943年,常书鸿受当时监察院长于右任推举,由教育部委任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他离开四川重庆到兰州,沿河西走廊穿越戈壁到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是常书鸿的梦想。但在陈芝秀想来,放弃城市生活去西北边陲,穿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古代石窟间安家,简直是异想天开。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争吵之后,妻子终于向丈夫让步,陈芝秀带着子女离开重庆到莫高窟与常书鸿相聚。那时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夫妇二人作为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员,每天到石窟作壁画、彩塑的复制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常书鸿

  对于常书鸿来说,朝夕面对石室宝藏,便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但对于一直向往西方现代文化氛围的陈芝秀来说,戈壁石室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最简单的一个变化——脱下合身的旗袍,穿上宽大臃肿的老羊皮大衣,就让她既伤心又难堪。当她确切地知道常书鸿决心永远地留在敦煌,而“第三者”赵某又从中挑动时,夫妻关系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4月间,陈芝秀不辞而别,与同乡赵某从莫高窟出走,经酒泉到兰州。常书鸿从董希文那里得悉陈芝秀出走的确凿消息后,曾扬鞭驰马星夜兼程追赶出走的妻子,直到晕倒在戈壁上,被过路的地质工作者救起。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这时候难免意气用事,形诸文字,则有“狗贱人”之类不逊之词,这曾使当时甘肃文化教育界人士大感惊诧。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先回到浙江诸暨老家,后来到杭州谋生。常书鸿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留在敦煌,直到几年后与来到敦煌工作的青年画家李承仙女士结婚。

常书鸿 敦煌莫高窟庙会速写 1950年

  晚年的常书鸿对陈芝秀的出走不再持极端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看待他俩的离异:“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陈芝秀也不是轻率地走出这一步,她有她自己的矛盾和追求。常书鸿分析了陈芝秀的思想状况,在经历了日本空军对贵阳的大轰炸之后,目睹人间炼狱的陈芝秀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到敦煌这一佛教圣地之后仍然坚持每天作礼拜,祈求圣母玛利亚保佑全家。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巴黎生活之后,陈芝秀已经习惯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化妆打扮,穿高跟鞋,“得体的衣着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围观”(当地农民在背地里叫她“妖精”)。而常书鸿自己却一心沉在工作中,没有好好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常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争吵”。

  1949年以后,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事迹被广泛宣传,在许多宣传报道和“报告文学”中,常书鸿被描写成“敦煌艺术的守护神”,而陈芝秀则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叛艺术背叛爱情的反面人物。与他一起离开敦煌的赵某由于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在杭州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患病死去。为了活下去,陈芝秀只能再嫁。这一次是嫁给一个贫困的工人,婚后终日遭受家人白眼。

常书鸿画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止于常书鸿不原谅陈芝秀,而是整个社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不依不饶,与她专业对口的一切单位全都对她关闭了大门。作为雕塑家的陈芝秀走投无路,沦落到在街道为人洗衣服谋生的境地。与她当年一道学习雕塑的同学(如刘开渠、曾竹韶、王临乙、王合内等人)如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对这位早年的女同学也是一字不提。我只在秦宣夫夫妇那里听到过对陈芝秀的同情,说起陈芝秀的今昔,他们只有摇头叹气。

  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大概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众口一辞地谴责陈芝秀。我们只能将他们的悲剧归结为性格的差异和生活理想的矛盾。有些人曾经作出好心的假设:“如果他们在人生理想、生活志趣上比较一致,他们的婚姻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我曾设想,如果陈芝秀是一个男人,他的结局是不是也会如此?如果陈芝秀活在文化事业未经政治整合的社会环境,又当如何?如果常书鸿没有去敦煌,又当如何……这种种假设当然无从验证,我们甚至无法得知在两位艺术家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是否曾经思考过他们爱情的前因后果,或者在心头浮现过遥远岁月的片段?

  从常书鸿这一方看,与1945年在兰州报纸上刊登的声明相比,他在1948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文章是这样叙述他的婚变的:“这里既然是一个40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的关系,日久就会有精神上异常孤寂之感……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静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如前所引述,在数十年之后,在他去世前完成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对陈芝秀的看法又有所改变。

  1980年,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的回答是:“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

  没有任何人问过陈芝秀这样的问题,她完全彻底地在中国文化界消失了。编写中国雕塑历史的学者,对这位早期留学法国学习雕塑的女性只字不提。她在公共“媒体”上仅有的一次“闪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大字报揭发常沙娜给她的“反革命母亲陈芝秀”写信汇钱,这成为常沙娜“不与反革命划清界限”的罪状。此时的陈芝秀心头没有政治是非,没有艺术得失,只有宗教感情,她给女儿的信中说她的遭遇“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因为我走错了一步”……1979年,当年留法同学,吕斯百夫人马光璇从常沙娜处打听到陈芝秀的地址,由南京去杭州探访老友,得知陈芝秀已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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