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毕生都奉献给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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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毕生都奉献给了敦煌


  10月9日,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启动仪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节目将续写一眼千年的国宝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得以生生不息,背后有无数文物守护者的心血付出。在西北大漠,曾有一个名字无人不知,他就是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他和女儿常沙娜两代人毕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

                                                                                      ——张大千
 

  敦煌●绚烂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中国甘肃西部),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十几个世纪以来,她曾经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闪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

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行脚至敦煌鸣沙山,看到熠熠金色佛光,于是决定在此修行,从而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图

  莫高窟的绘画主要是佛教内容。逐渐经历了南北朝时期佛陀前世修行、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画,到隋唐时期解释佛经内容的经变画。

▲张大千临摹作品-释迦说法-莫高窟第250窟

  流光溢彩、冥想禅定、拈花一笑……在一扇扇石窟门后,一幅幅壁画光华璀璨却又寂静无声了千年之久。

▲隋代飞天(隋 莫高窟401窟 北壁龛顶)

▲散花飞天(初唐 莫高窟322窟 西壁龛顶)

▲散花飞天(中唐 榆林窟25窟 北壁)

▲簪花飞天(元 莫高窟3窟 南壁)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国学大师陈寅恪 

敦煌●遗恨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渐渐被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

▲王圆箓-斯坦因摄-1907年

  王圆箓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没有给王道士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也不给。

▲斯坦因

  1907年初夏,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来了。有人说他是探险者、考古学家,更多的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斯坦因说服王道士带他进入了藏经洞。“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 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历历在目。王道士同意收下200两银子,让他们带走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团。凭借一口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1908年5月27日,他离开敦煌,带着五百两银子换得的七千卷藏经洞文物。

▲伯希和在藏经洞-1908年

  1909年冬,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押运的官员甚至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 壁画被剥取后的疤痕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

时至今日,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国学大师陈寅恪这样感慨。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常书鸿

敦煌●守护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被称为“敦煌守护神”。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常沙娜(1931 年 3 月-),常书鸿之女。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幼年经历战争,少年时母亲出走、学业中断、生活困苦,但少年时代在敦煌的摹画生涯却是让她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我永远是敦煌的女儿》--本文据常沙娜采访实录改编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1927年,父亲常书鸿去了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父亲喜欢在巴黎散步,一天当他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时,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那一刻,父亲的魂儿就被勾走了。

▲《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后来他说,“我曾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不久后,抗战爆发,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1942年冬,父亲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几个初次出塞的行者,雇了十几头骆驼,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那时,他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法国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内心默默地说:既然来了,我就要保护你。

  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建栈道

  没有人力,缺乏经费,我们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父亲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

▲常书鸿爬梯子进入洞窟临摹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从未间断。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父亲曾写道:“敦煌苦,孤灯草菇伴长夜。”他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最终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没再受到更多的破坏。

▲常书鸿画作 莫高窟九层楼

  直到晚年,父亲依然惦念着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父亲听了几十年。退休迁居北京后,他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就像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晚年常书鸿

  后来,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我在敦煌石窟中度过了青春年华。

  12岁那年,我跟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初到敦煌时,一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庙里,桌、椅、床都由土堆成。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滴水成冰的屋里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那儿也没有蔬菜。

▲常书鸿与常沙娜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父亲把整个身心扑在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上。后来国民政府决定撤销敦煌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地方,并停拨经费。为这事,父亲压力很大,和母亲总是争吵不断。后来母亲说她身体不好到兰州去看病,结果再也没回来。


▲常书鸿夫妇及女儿常沙娜

  妈妈走后,我不得已中断了中学学业,回家照顾弟弟。没有条件上学,父亲便为她量身定制了课程,由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苏莹辉等人辅导中西方美术史,同时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临摹洞窟壁画。

▲常沙娜作品  莫高窟女供养人  

  父亲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金碧辉煌如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在大漠荒烟中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常沙娜作品  燃灯菩萨

  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是节奏鲜明的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我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常沙娜作品  涅槃经变菩萨头饰

  1948年,我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大陆解放前夕,我抛下未完成的学业回国参与建设。在一次敦煌艺术展上,我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导览,林徽因便邀我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我由此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之路。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两侧浮雕花饰

  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都是分不开的。

  父亲曾写信叮嘱我:“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我知道,我一辈子都是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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