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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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

樊锦诗 (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2011年1月21日,是段文杰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这一天,离1946年他初来敦煌,已经整整65个年头。在95载的生命历程中,在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生涯里,段老以他的聪明睿智、旺盛创造和执着追求,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一道,潜心敦煌壁画临摹、保护、弘扬和敦煌学研究,开创和发展了敦煌文物事业。特别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以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带领全院职工把敦煌文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作为段老的学生、助手和继任者,对此感受良多。

  段文杰先生自始至终保持着学者的风范与本色。“文革”刚刚过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所里一度还比较混乱,人心思定。他与所里研究人员逐个谈心,鼓励大家研究写文章,把失去的十年追回来;并主动与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联系,开辟敦煌学研究成果刊发和学术讨论的阵地。他还在兰州大学作敦煌艺术的学术报告,积极恢复和弘扬、扩大敦煌学的影响。

  在段文杰先生的主持下,上世纪80年代前期,敦煌学研究在全国形成一个高潮,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得到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刮目相看。在学术研究的带动下,前来敦煌石窟参观的游客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级建制日渐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段老多方奔走呼吁,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和甘肃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北京休养的常书鸿先生也专程来到莫高窟陪同视察。段文杰先生不仅对小平同志一行进行了精彩娴熟的讲解,还以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长身份,详细汇报了当时有关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并提出最大的问题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费存在困难,莫高窟的一些洞窟还需要加固;又汇报了专业人员太少、需要的人才调不进、大学生分配没人来和需要改善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问题。邓小平同志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对陪同他视察的王任重同志说:“你给他们解决一下吧。”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央财政部拨出专款300万元,国家文物局和省上也很快派工作组来敦煌调查研究,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在莫高窟对面开辟新区,修建了办公楼、科研楼和宿舍楼,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从此告别了长达40年的住土坯房、没有自来水、无处就医看病、子女无法正常上学的艰苦生活。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并在敦煌市内盖起了家属院,使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解决了职工子女就学教育问题。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任首任院长。在他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安全、壁画和塑像修复、环境监测、治沙固沙、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成为我国文物领域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在管理方面,段先生勇于负责。1989年,莫高窟发生一起壁画失窃事件。段院长痛心疾首,一方面紧急上报破案,进行深刻自我批评;一方面强化安全措施,亲自住到洞窟里去值班看护。这个案子虽然迅速告破,但他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令我难忘。此次事件给敦煌石窟文物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段老视文物安全如生命的工作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全院职工。此后,促使全院对文物安全工作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投入,由于措施得当、高度重视,莫高窟再没有发生人为因素引起的文物安全问题。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段文杰先生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学术界,建立敦煌学国际研究中心是段老提出的。敦煌学自20世纪初随着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生发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法国是敦煌学的两大阵地,长期有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在日本”的一些说法。段文杰先生出于学者的民族自尊,对此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时常勉励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要努力追赶日本、超过日本。他不仅自己废寝忘食深入钻研,撰写文章,而且鼓励大家一起研究、多写文章,谁有突破就大力表扬。如刘玉权发现了敦煌石窟中一批回鹘人的洞窟、霍熙亮在经变中发现了梵网经变、彭金章专注于北区石窟考古研究,都得到段先生的表扬。有感于敦煌学学术成果刊发不易,他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并担任主编,为中国敦煌学的壮大打开了局面。为了推动敦煌研究,活跃学术交流,他邀请了一些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学者来敦煌研究院讲学,如宿白、王永兴、李泽厚等这样的大家。另外,还在莫高窟组织举办了四届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段文杰先生的带领下,敦煌石窟的研究者和保护者们青春焕发,忘我地投入工作,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很快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走向了世界前列,为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状况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使敦煌研究院真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

  经过“文革”的摧残,段文杰先生刚刚担任所领导之时,敦煌事业人才凋零断层,局面维持不易,遑论发展。为了打开这个艰难局面,段老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在当时计划分配体制之下,他果断做出了面向全国引进和招聘人才的决策。经过不断努力,为敦煌文物事业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通过宣传,有一批青年人志愿来敦煌研究院工作,他对此非常高兴。如今,一些人早已成为全院骨干,在核心岗位上从事着各种重要工作。

同时,他还着手自己培养人才。他充分运用个人影响,通过他的挚友平山郁夫先生,与日本的财团和基金会结下友谊。先后有野村国际交流基金会、文化财振兴财团、鹿岛美术文化财中心、日本经济新闻社等机构积极参与和支持敦煌人才培养深造工作。多的时候,敦煌研究院一年有六七个年轻人在日本研修学习,至今还在继续。

在莫高窟文化遗产讲解和展示方面,段文杰先生也功不可没。他通过招考讲解员、规范讲解制度,特别是送到国外培养外语讲解员等一系列工作,把传统的讲解接待上升到了文化艺术展示的高度,方便了国内外游客参观欣赏敦煌艺术。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如此为研究院辛苦奔波、培养人才,但国外留学访问的名额,对自己的子女和亲戚却一个都不给。他对住房和办公条件从不计较,从来不搞特殊化,历来都和其他研究员一个级别。这为敦煌研究院长期保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作风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种高风亮节,是我们后代宝贵的财富与永远的骄傲。

  敦煌研究院前两任院长常先生和段先生都是画家。作为一位卓越的画家,段文杰先生对敦煌壁画临摹有着杰出的成就、独到的贡献和精深的研究。但他毫不保守,总是热心地帮助年青人。我本人不是学美术的。1963年,我自北大考古专业毕业来到莫高窟工作之后,面对浩瀚的敦煌壁画艺术,不能说完全不懂,但由于初出茅庐,一时难以深入其中。由于他的真诚鼓励和耐心指导,使我较快地获得了敦煌艺术的基本认识。段文杰先生在这方面是我进入敦煌壁画艺术王国的老师和领路人。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一书,虽说是段先生和我合作完成的,但实际上我只是段先生的助手,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一点事而已。在其他无论敦煌学研究和院务管理各项业务工作,段先生对我也是毫无保留、全力支持、爱护备至。他多次鼓励我多搞研究,经常说我辛苦了,也嘱托我要把敦煌石窟保护好、研究透、传播开。从个人而言,这都是他对我真诚的关心、鞭策和冀望。

段老从院长岗位离任后,在兰州颐养天年。但他时刻不忘莫高窟,为之魂牵梦绕。他经常说:“这儿(指兰州)没事干,我呆在这儿干什么?我要回敦煌!”但由于段老年事已高,这份夙愿难以实现。他退休后,来过莫高窟两次。一次是2000年,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一次是2006年8月,他拖着年迈的身躯,最后一次来到敦煌。一到莫高窟,他就四处转着看。这时,先生已经行动不便,不怎么走得动了,但他坚持不坐轮椅,一口气看了八个特窟,仍然依依不舍。

  由于工作原因,我本人常年坚守在莫高窟。但只要到兰州出差,我总会设法去看望段老。2007年之后,段老身体越来越瘦弱了。但每当听到段老的亲属反映他在梦中经常大喊:“你们还不上班,快去上班!我要到敦煌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不已,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2010年12月28日下午,我到兰州出差,又一次去看望了段老,没料到竟是与段老的永别!2011年1月21日,接到先生去世的噩耗,当时我正在美国,心急如焚,悲痛不已,但此次行程是为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建设项目筹款之事,无法回来,只好在大洋彼岸通过电话和邮件,协助院里办好段老的治丧活动,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段文杰先生一生热爱敦煌,矢志不渝。他扎根大漠60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并且不居功、不自傲、不为名不为利,展现了一位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007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可谓名至实归。段老的逝世,震动了全省和中国学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任主任,副省长咸辉任副组长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省委书记、省长等多位省委常委和省政府领导来到华林山上亲送段老最后一程。这是对段老一生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段老为代表的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不懈奋斗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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