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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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曾经如此说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在“敦煌学”发展之初,先生便以他的博大胸襟和高瞻远瞩告诉世人,敦煌学这朵盛开的学术奇葩属于全世界。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在“中国敦煌学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韩国、印度、俄国、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皆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其中,日本、法国等国学术名人辈出,成果非凡,值得全世界同仁学习和借鉴。


  日本敦煌学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自从日本西本愿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先后三次派遣中亚考古探险队之后,探险队员们勘察了大量的古代遗迹,带回了大量的古代遗书。其中,敦煌遗书400余件,其他汉文文书4800余件,回鹘文书970余件,胡汉文书530余件,蒙藏等少数民族文书420余件。大量秘而不传的文书的现世,推动了日本汉学尤其是敦煌学的发展。


  
  7—7内藤湖南(1866—1934)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他携带的敦煌写本,日本学者田中庆太郎随即撰文,迅速将此消息传至国内。日本京都大学学者内藤湖南在向罗振玉等人求证之后,随即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10年,敦煌遗书运抵北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等五位学者便访问北京,抄录和拍摄敦煌写本与文物。1912年,狩野直喜赶赴巴黎和伦敦,抄录法藏和英藏中的珍贵写本。此后,赴法、赴英的日本学者日渐增多,敦煌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个时期,是日本敦煌学发展的第一时期。1925年,被称为“关西地区研究西域古文书、敦煌胡语文书的最高权威”的石滨纯太郎在其讲演稿《敦煌石室的遗书》中明确提出了“敦煌学”一说,得到了日本学者的支持。此后,日本敦煌学飞速发展,领先于其他各国。其中,松本荣一致力于从图像学的角度研究敦煌壁画,出版了专著《敦煌画研究》。内藤虎次郎、神田喜一郎、石滨纯太郎等学者热衷于汉文典籍的搜集、整理、拍照、刊行和研究工作。仁井田陛、那波利贞、矢吹庆辉、铃木大拙等学者分别从社会经济史、佛教佚经和伪经、禅宗史的角度研究敦煌遗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到了50年代,由于榎一雄等众多学者的努力,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拥有了斯坦因获得的敦煌汉藏文写本和北京图书馆藏卷的缩微胶卷,大量的原始文献,促进了敦煌学研究再上一个高潮。不仅如此,东洋文库和《东方学报》第31册、第35册还对敦煌遗书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和深入的研究。1960年,龙谷大学大谷图书馆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介绍大谷藏书的各种研究成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藏、法藏、中国国内藏卷的现世,推动了日本国内集大成著作的产生,比如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山本达郎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真迹》、和中国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丛书、和英法合作出版的《西域美术》等。1980年,塚本善隆、入矢义高、求秋山光和、榎一雄等学者监修,金冈照光、池田温、福井文雅等学者编辑的《讲座敦煌》出版。这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显示了日本敦煌学的先进水平。此后,日本学者一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推动敦煌学稳定、持续地发展。

 

  
  7—8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在欧洲,法国是敦煌学研究的重地。1908年,当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学者还不知道敦煌遗书为何物时,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教授伯希和已经进入藏经洞挑选经卷。他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藏经洞内的文献全部翻阅了一遍,做了最原始的分类。回到法国后,伯希和将他所获得的敦煌遗书编目整理成《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除了编目,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翻译作品、图录文献和他的工作笔记,比如《敦煌石窟》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此外,伯希和还在沙畹的帮助下完成了一系列文献研究工作,比如《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等。伯希和之外,戴密微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中国佛教、道教、敦煌学、语言学等方面硕果累累,享有盛誉。他勤勉好学,能够熟练使用汉文、越南文、日文、梵文、藏文、俄文以及其他欧洲语言,被尊称为“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1944年,他在法国国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开设讲座,讲解佛教文书。1973年,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从事遗书编目工作。此外,戴密微还培养了大批法国汉学家,如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苏远鸣等。


  谢和耐,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在汉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立足敦煌遗书、西域文书、佛经汉籍等原始文献,以敦煌遗书中的大量资料数据为基础,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南北朝、唐朝、五代时期的中国寺院文书,揭示了商业活动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地位。此后,法国汉学界将这本书和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法国两大敦煌学名著。1957年,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文,称许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苏远鸣,著名的汉学家、敦煌学家。他曾担任法国国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长达20余年,后任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他对法国汉学影响很大,曾经主编《敦煌学论文集》第一、二、三卷,主持编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三、四、五卷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两卷。苏远鸣学识广博,兴趣广泛,除了对敦煌遗书进行编目、释读外,他对道教、佛教、解梦书、地理学等皆有研究。20世纪60年代,他尝试将图像和写本结合研究佛教地藏菩萨、瑞像图、石窟壁画、题记等,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还有汉学家戴仁。他是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汉学家苏远鸣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戴仁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工作。198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的研究导师,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汉学研究所所长。1998年,他开始出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更加大力推动敦煌学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发展。他擅长以敦煌遗书研究“书籍考古学”,包含中国古代书籍的制作、发展、地位、作用、商业价值、社会意义等内容。他的代表作《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是法国敦煌学的代表作品之一。1999年,法国远东学院出版了他主编的《敦煌绘画论集:伯希和与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纸本白画与绘画研究》,其中收录了法国、美国敦煌学名家苏远鸣、胡素馨(美)、戴仁、太史文(美)、艾丽白的文章。该书从敦煌绘画的图像学问题入手,探讨敦煌艺人的画稿、经卷上的图画以及插图等边缘问题。此后,他又主编了《远东研究纪要》第11卷“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刊登了苏远鸣、戴仁、穆瑞莲、童丕、茅甘等8人的论文。

 

  
  7—9法国国家图书馆


  英国敦煌学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以绘画研究成果较多。1910年,斯坦因带回敦煌文物的第二年,大英博物院便举办了两场著名的展览。一是宾雍主办的“中日绘画展”,展出了包括敦煌绢画在内的200多件画作。事后,英国学者评价这场展览是“英国欣赏远东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的分水岭。”二是斯坦因主办的“第一次敦煌文物展”,斯坦因希望借助这次展览寻求能整理研究汉文文书、绢画的学者。1909年到1933年间,对敦煌绢画整理研究的主要是拉斐尔?皮特鲁西和魏礼。魏礼编成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一书,成为后来绢画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宾雍和魏礼之后,格雷加入了这个研究队伍。巴兹尔?格雷,20世纪英国东方绘画艺术杰出的学者之一。1928年,格雷开始在大英博物院工作,参加敦煌绢画的整理与保护工作。1933年,宾雍退休以后,敦煌绢画一直由格雷掌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致力于绢画的展览、宣传和研究活动。1935年,格雷策划了“中国绘画展”,并邀请了护送故宫文物参加艺术展的中国学者傅振伦参加画展。这次画展包含一些敦煌绢画,引起了国内媒体和傅振伦的极大关注,被《大公报》誉为此次展览中最名贵的物品之一。此外,格雷的敦煌绢画研究新颖独到,为后来的敦煌绘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1957年,格雷因公来到中国,特意赶赴敦煌参观莫高窟。事后,他写下了《敦煌佛教洞窟绘画》一书,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赞许它令人大开眼界。格雷之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韦陀教授,也是当代英国首屈一指的敦煌学者。

 

  
  7—10英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绘画研究,英国的敦煌遗书研究也有着优秀的传统。1910年,斯坦因第二次敦煌之行带回的汉文文献运抵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归其管理。当时主管汉文文献的管理员是翟理斯。此后,翟理斯开始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他研究的第一本书,便是斯坦因的《敦煌录》。1914年7月,翟理斯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了《〈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刊载了《敦煌录》的全文、英译、释文以及照片等内容。这个时候,胡适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他闲来无事,阅读了这篇文章,发现了其中的12个问题。8月,他向该刊投稿商榷。一时间,二人的事情传为佳话。翟理斯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汉学家,他的汉学研究包含文学、语言、敦煌学、医学、占卜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英国汉学界影响很大。英国图书馆汉文部,一直是英国敦煌学的重地。在主任吴芳思博士的推动下,中英双方顺利合作刊印了15卷本的《英藏敦煌文献》。同时,该馆下设“国际敦煌学项目”,致力于敦煌写本的保护和数字化工作。1993年以来,该馆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等地数次召开了敦煌写本的保护和研究会议,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敦煌吐鲁番论集:中亚古代文书的内涵与保护》和《敦煌与中亚写本的保护论集》等。

 

  
  7—11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天复十载(910)七月十五日彩绘观世音菩萨像》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强国,俄罗斯很早便开始研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亚洲文化,搜集亚洲各国的文物和文献。1914年至1915年,鄂登堡逗留敦煌,大量收购敦煌遗书、壁画、彩塑等,记录、拍摄、绘制洞窟和壁画,并将相关文物文献带回国内。1916年,功成名就的鄂登堡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930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东方学研究所。1956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成立列宁格勒分所,即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既是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所谓“东方”,主要包含北非、亚洲和西伯利亚、布里亚特等地区,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语言等各个领域。自成立以来,东方学研究所便积极培养相关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如今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其中,圣彼得堡分所则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其中设“敦煌特藏”和“黑城遗书”,收藏了科兹洛夫和鄂登堡等人在中国西北搜集到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物。

 

  
  7—1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长期以来,俄藏敦煌遗书和壁画虽然陆续有所公布,但极不系统。1992年12月,《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刊载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孟列夫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附苏联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斯卡奇科夫的《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三篇文章详细说明了俄藏敦煌遗书的来源、分类等,以及苏联的敦煌学研究概况。1992年至2001年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俄藏敦煌文献》相继出版,全书共17册,收录了大约19000余号敦煌遗书。学界得之,如获至宝。

 

  
  7—13俄罗斯科学院C.Φ.鄂登堡院士和K.K.弗鲁格教授所撰论文书影


  近年来,美国、韩国等国也兴起了敦煌学热潮。美国当代的敦煌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梅维恒,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国语言及文学、考古学、敦煌学等。1967年,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印度佛经、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后来,他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攻读博士学位时,以唐代敦煌变文为论文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79年后,他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主要研究佛教通俗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史。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系举办了“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天国图像”,会上宣读的16篇文章中,有5篇文章专门论述敦煌壁画,另有6篇文章都涉及到了敦煌壁画。


  敦煌,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灿烂遗影,也是世界艺术的旷世宝藏。敦煌文物文献的产生与流变、再生与传播,都和世界文化息息相关。唐代的敦煌,作为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交流的门户,作为中西交通大动脉上的咽喉要塞,它在迅速开放、国际化的同时,承受着各种文明的冲击、各种宗教的碰撞、各种思想的融合、各种艺术的交流。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在此融会合流。在这样的碰撞中,绚烂的敦煌文化产生了。在宏伟瑰丽的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画中,随处可见四大文明的火花。在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中,四大文明的文学、语言、历史、哲学、地理、宗教、音乐、绘画、舞蹈、医学等汉文、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吐火罗文遗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风格还是技法,它们都体现了作为中西方文化复合体的独一无二的美学特征。虽然我们曾经痛心那一次次的遗失和掠夺,但是也看到了历经劫难的敦煌文物的再生,看到了敦煌学在世界各国萌芽开花的盛景。一个世纪过去了,敦煌学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众多学人始料未及的。我们始终坚信,敦煌艺术,它是人类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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