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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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曾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这篇序言中,他使用了“敦煌学”的说法,得到了国内学人的附议。从此,“敦煌学”一词成为专用术语,为国内外学人广泛采用。它是以敦煌史地、石窟、壁画、塑像、遗书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7—1罗振玉(1866—1940)


  中国“敦煌学”的首批学者应当数罗振玉等人。自从伯希和在六国饭店为北京学人展示所得的敦煌精品后,罗振玉、王国维等硕学鸿儒们惊讶之余颇为痛心。有的学者想要从伯希和手中买回写本,没有成功。他们又筹集巨资,希望伯希和能够代为拍照寄回中国。同时,他们还热心购买流散的敦煌遗书,并编目整理。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为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1909年8月,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发见之原始》一文,叙录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拉开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序幕。次年,他与蒋斧抄录伯希和携带敦煌遗书中的重要文献,编成《敦煌石室遗书》,叙录敦煌遗书11种,12月份由诵芬室刊行。1914年,他和王国维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中的照片收录的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计588件,编成《流沙坠简》三册出版。此后,他又将所得遗书、照片等编入《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4)、《敦煌零拾》(1924)、《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1939)等书中,分类、整理、校勘、序跋、提要,并考定其来源、流传、时代、版本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学人们开始了漫长的敦煌遗书搜集、抄写、分类、整理和研究,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萌芽期。


  1927年,郑振铎游学欧洲。6月,他赶赴法国国家图书馆,沉浸其中两个月,写出了著名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9月,他又赶往英国国家图书馆,探寻斯坦因1907年、1914年两次从敦煌劫走的文物文献。英法图书馆之行,为他后来的“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3月,他第一次以“俗文学”之名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受到了学界的关注。1932年,四卷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充分肯定了“俗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是书凡14章,对中国古代俗文学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论述,史料详实,立论明确,奠定了俗文学理论体系、俗文学派的基础,拉开了国内研究俗文学、俗文化的序幕。1957年,郑振铎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在莫斯科作了名为《中国小说八讲》的讲学。此间,他又赶赴列宁格勒,在东方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查阅俄藏敦煌遗书,发现了大量不为国人所知的敦煌、黑水城、新疆等地的文物文献,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无论是考古实践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了创新。从考古实践来说,1925年,中国学者陈万里跟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一同来到敦煌,成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察敦煌莫高窟的学者。两年后,中国和瑞典共同组建了“西北科学考查团”,袁复礼、黄文弼等人都深入到敦煌、新疆等地区考察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它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2王国维(1877—1927)


  三十年代起,刘复、王重民、向达、胡适、姜亮夫、于道泉、王庆菽等学者先后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等地抄录、拍摄、搜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同时,学人也加快了国内所藏敦煌遗书的搜集、整理、分类与研究,主要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美术等领域。其中,最能引起学界关注的当属王国维和陈垣、陈寅恪等先生。

 

  
  7—3陈垣(1880—1971)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等,广东新会人。1931年,陈垣《敦煌劫余录》出版。是书叙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凡8679卷,并在每卷之下和“附录”中备注相关情况。陈寅恪在为其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敦煌劫余录》是我国学者编撰的首部系统、大型的敦煌学目录书。此后,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939)、姜亮夫《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1940)皆继其而来。

 

  
  7—4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1890—1969),江西省义宁州人,生于湖南长沙,著名文史学家。在《敦煌劫余录序》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中,陈寅恪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之说,并详细介绍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文献、学术史价值,倡导国内学者充分利用敦煌文献,勉作敦煌学之预流。此后,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利用敦煌写本,“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从文化史角度出发,打破学科界限,开启学界对敦煌遗书中的佛经、道经的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时,我国一批著名的画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纷纷赶赴敦煌,搜集各种资料,对敦煌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有的调查和研究古城、石窟遗址,有的临摹和再造石窟壁画,有的将敦煌遗书细致化、学科化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36年6月,国民党政府委员邵元冲、高良佐等人来到敦煌参观并详细记录了莫高窟艺术。1937年5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来到敦煌,考察莫高窟的石窟、寺院、古城等建筑。1938年冬,画家李丁陇冒着严寒,在石窟中临摹描绘了《极乐世界图》等草本。


  40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41年,王子云等人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敦煌地区研究洞窟的风格并编号,抄录各种碑文、题记,研究壁画、彩塑等,具有开拓性意义。同年,张大千携夫人、儿子、学生等人来到敦煌,清理洞窟,临摹壁画。10月,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等人来到敦煌考察,提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院。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对敦煌古城、莫高窟、散落文物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43年,画家吴作人、关山月、赵望云等先后来到莫高窟临摹壁画。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是艺术家常书鸿。1949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段文杰先后任所长,开始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进行修复。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又更名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任名誉院长,段文杰、樊锦诗先后任院长。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在海内外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了。

 

  
  7—5由兰州奔赴敦煌途中的西北史地考察团


  50年代,敦煌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首先,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专著专论。比如向达的《敦煌艺术概论》、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梁思成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古籍叙录》,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王重民、向达等的《敦煌变文集》,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其次,从研究方法来说,敦煌艺术研究开始了系统化、专题化、多样化的进程。除了文献、壁画、彩塑研究外,石窟、建筑、音乐、舞蹈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阎文儒的《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和阴法鲁的《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等。同时,斯坦因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布,也让不少学人翘首以盼更多的影印资料。


  八九十年代,敦煌学研究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潮。首先,全国范围乃至国际性的敦煌学术机构的成立、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推波助澜。1983年8月,在季羡林等先生的努力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立。季羡林任会长,下设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史、体育卫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染织服饰等委员会,敦煌古文献整理研究编辑委员会。同时,北京、兰州、四川、浙江、广州、武汉、新疆等地著名高校的敦煌石窟艺术、宗教文化、语言文字、西北史地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系统深入地开展各项研究活动。


  
  7—6季羡林(1911—2009)


  其次,大量敦煌文献文物、文献图版资料的公布,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藏遗书、法藏遗书和北图藏卷、俄藏敦煌文献相继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出来,当代学人再也不用漂洋过海、费尽心思去查看写卷。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相继出版。大量敦煌遗书的公布,促进了敦煌学研究更加系统化、有序化、分类化。


  再次,高素质的敦煌学研究队伍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各地高校相关研究机构设立敦煌学硕士、博士点,注重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广泛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敦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当年六国饭店内一次偶然的相逢,敦煌遗书就成为国内学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心结。为了寻找散落海外的文物,为了研究流离失所的珍宝,为了保护屡遭毁坏的莫高窟,他们怀着辛酸与遗憾,以各种方式持之以恒的努力与研究。刚刚取得了一些成就,又赶上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历史浩劫。那些曾经为了国宝振臂呼号、漂洋过海、呕心沥血的学者,很多都被牵连其中。从此,中国敦煌学研究几乎真的成了“绝学”。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应邀赴南开敦煌讲习班讲学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尽管,他后来解释这只是转述和误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言论总是让中国学人难以释怀。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奋起直追,努力研究,掀起了敦煌学研究的新的高潮。“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是所有中国学人坚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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