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纷至沓来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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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纷至沓来的入侵者


  也许,历史总是不让人遂意。当驻扎当地的满清官员对这些文物不屑一顾之时,各国的探险家则不远万里地赶往这个历史上的佛国之城,目标指向了藏经洞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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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英国人奥雷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1900年,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来到了中国新疆地区。斯坦因,全名是奥雷尔?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英国著名的印度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学家,他一生中曾经四次来到中国。这一年,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1907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这个时候,叶昌炽和汪宗翰早已离开了敦煌。

 

  作为一名资深的探险家,斯坦因清楚地意识到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的重要地位。当他考察完汉代长城,翻捡完烽燧上的垃圾堆之后,就带着他的中国师爷蒋孝琬(?—1922)和探险队的队员们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敦煌。他刚到敦煌时,认识了一个商人扎克尔伯克。这个为了讨债而来到敦煌的商人告诉他,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正在以个人的力量修缮莫高窟,保护着洞里的文物。作为一个嗅觉灵敏的学者,斯坦因的血液沸腾了。

 

  斯坦因被莫高窟的塑像、壁画,甚至是洞窟、佛龛上的图案所折服,凡此种种,和他此前在新疆看到的印度艺术有着莫大的关联。当斯坦因按捺住内心的兴奋站在藏经洞门口时,王道士已将藏经洞上了锁,外出化缘去了。斯坦因拜访了当地的官员——敦煌县令王家彦。在欢迎宴会上,王家彦给斯坦因看了一册《敦煌县志》,这卷遗书记载的正是斯坦因关心的千佛洞的历史和唐代中西交通的情况。

 

  王道士外出的时间里,斯坦因在烽火台边的垃圾堆里继续寻找,很快发现了大量的汉简文书。这些汉简文书,更加坚定了斯坦因的信心。

 

  王道士回来后,并没有像王家彦一样欢迎斯坦因,却把藏经洞用砖砌起来。斯坦因只能派蒋师爷前去谈判,由谈判来看,斯坦因知道藏经洞并没有官方介入,主人只是王圆箓。

 

  在和王道士的交谈过程中,斯坦因理性地认识到:其一,靠钱来贿赂、打动王道士是很难的。其二,王道士不是一位学者,他对莫高窟所知甚少。其三,王道士不是一位佛教徒,他对佛教知之甚少。其四,斯坦因通过观察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判断,王道士是典型的中国老百姓,对玄奘充满着敬仰之心,斯坦因是一位印度学家,他清楚地知道玄奘西去的历史。他告诉王道士,他是玄奘的信徒,沿着玄奘走过的足迹,走了16000多公里,度过崇山峻岭和茫茫沙漠才来到敦煌。当然,作为虔诚的信徒,王道士被感动了。对于斯坦因等人的行为,当地也是有流言的。为了安抚王道士,斯坦因答应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尽管如此,王道士还是不能释怀,他既担心自己的名声被玷污,又为金钱所动。斯坦因和蒋孝琬再次讲述玄奘的故事,他们的巧舌如簧,最终让无知的王道士心动并且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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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P.3814号《大唐西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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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藏经洞的经卷

 

  那个晚上,蒋师爷向王道士借了几卷经书。然而,一切都是天意。这些遗书居然是汉译佛教经典,遗书的末尾赫然写着玄奘译。不仅蒋师爷震撼了,王道士也动摇了。王道士迅速将藏经洞外砖头砌的墙拆除了,打开了斯坦因走向藏经洞的那道大门。两个多月后,斯坦因满载29箱文物离开了敦煌。文物中,24箱为写本,5箱为佛画。作为“布施”,王圆箓得到了4个马蹄银,折合白银不到200两。此后,斯坦因还派蒋师爷返回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再次取得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整整装满了17箱,并公然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长达三个月。他回去后,英国轰动了,欧洲沸腾了。英国《泰晤士报》宣称:“任何一位考古学家都没有做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现在大英博物馆里那近14000件来自敦煌的藏品,大部分是靠斯坦因两次敦煌之行得来的。此后,斯坦因还向中国若干官员致谢,至此,斯坦因功成名就,王道士臭名昭著,安西直隶州衙门以及上述官员名称成为敦煌史上永远的屈辱。

 

  继斯坦因之后而来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保罗?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著名的汉学家。他师从著名汉学家沙畹和印度学家烈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他精通几门亚洲语言,了解亚洲文化和历史,具有丰富的亚洲考古学习经验。1901年,他被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教授时,年仅22岁。1904年前后,他在中国西域、丝绸之路、中亚、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考察、探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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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蒋孝琬(?—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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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整理斯坦因所获汉简的蒋孝琬

 

  1906年,他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敦煌地区拍摄洞窟。他的探险队十分专业,里面包括一名测量师和一名摄影师。测量师名叫路易?瓦杨(Louis Vaillant),擅长天文观察、地理测绘;摄影师名为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善于摄影和档案整理。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时,伯希和从一位流放的清朝官员的口中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还亲眼目睹了唐代写本。这些对深谙中国道教、佛教文化的伯希和而言,无疑是绝大的惊喜。他们放弃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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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

 

  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的探险队到达敦煌。此时,王道士并不在莫高窟。然而,伯希和并没有斯坦因那么内行,也没有他那么斯文地等待。他和他的队员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开始对洞窟进行编号和勘测,同时还拍摄各种照片,抄写窟壁上的题记。从学术史上来说,这是莫高窟现世以来学者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考察。不仅如此,努埃特系统地、全面地拍摄成果,也成为敦煌研究史上的重要资料。此后,他们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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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伯希和考察队

 

  王道士回来后,伯希和以金钱和流利的汉语取得了他的信任。20多天后,他得到了比斯坦因更优厚的待遇;他可以直接进入藏经洞去挑选遗书。当他进入藏经洞后,被所看到的数量巨大的古代写卷惊得呆若木鸡,他的摄影师摄下了他现场挑选经卷的照片。伯希和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藏经洞内的文献全部翻阅了一遍。他以内行的眼光把全部写卷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带走的,另一部分是力争要带走的。最后伯希和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他认为必须带走的遗书带走了。这批遗书包括有纪年的、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以及汉文之外的各种少数民族文献,总计6600多卷。这近7000卷的写本和绢画装满了整整10个箱子,都是伯希和精心筛选的敦煌文物的精华。1909年12月10日,法国亚洲委员会和地理学会以及4000多名各界名流为伯希和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这一次探险,成就了伯希和法国著名汉学家的地位,也触痛了那些毫无所知的国内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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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翻阅遗书的伯希和

 

  1909年,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来到北京购买汉籍。9月4日,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学界名人应邀参加了这次招待法国年轻汉学家的宴会。会上,伯希和将携带的一些敦煌遗书,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向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展示,中国学者这才见到了敦煌遗书,惊讶之余难免心痛不已。罗振玉等学者请求满清政府将残存的遗书运回北京,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经卷全部购买,运送北京。为此,划拨库平银6000两,远远超过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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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1910年清廷学部致函京师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

 

  本来应该是一件举国欢庆的事情,然而敦煌遗书再次遭到劫难。敦煌县府收到这笔款项后,将其用于修补孔庙和城墙。王圆箓并没有得到分毫,他很不甘心,于是草拟了《催募经款草丹》,直接向政府索要1万两银子。这封公文到了敦煌县府后,为县令扣下,县令给了他300两银子。王道士当然不满,他因此私自留下很多经卷,放在了“转经桶”等处,后来卖给了日本、俄国等国探险队以及再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

 

  王道士交给政府的敦煌写卷,后来运送北京。这批经卷数量庞大,当时编号大约有8000号。负责押送遗书的是新疆巡抚何彦升,他命敦煌县令陈泽蕃清点经卷,送到兰州。陈泽蕃等人并没有将藏经洞内的文献清理干净,也没有将押送的遗书包装整理好。他们只是将搬出来的敦煌遗书用草席盖好,然后押送进京。此后,沿着敦煌至京城的5000多里路上,价值连城的藏经洞文献经历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以及各种人为的偷盗与破坏。

 

  令人遗憾和愤慨的是,参与偷盗和破坏的多是各级官员、名士。这5000多里的送“经”路上,到底丢了多少遗书,至今也无法统计、无人知晓。大量经卷的损坏和丢失,让王圆箓非常地痛心。作为第一个发现、保护和出售藏经洞文物的人,他的内心是复杂的。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时,王圆箓对他这个“外人”说出了内心的矛盾。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王圆箓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见识听从蒋孝琬的话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斯坦因。后来,他将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处安全的地方。

 

  然而,更为堂而皇之的掠夺和损坏还在后面。当送“经”大车到达北京之后,何彦升竟然让儿子何震彝直接将遗书送进自己家中,由儿子、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扣留其中的精华部分。李盛铎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他们所选的多为精品善本。事后,几人担心被发觉,便将较长的遗书截为若干段,以便凑足8000之数。然后,何彦升才命人将经书押送至学部。何、李二家藏品,除了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外,其余皆卖给了日本人。运抵北京的敦煌遗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加上后来陆续补充收入的,目前已超过一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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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1任大谷光尊的长子,是第22代长老,他先后组织了三次考察团到我国西北地区考察。参加后两次考察团的橘瑞超(1890—1968)当时不满20岁。1910年,橘瑞超游学欧洲,见到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那里了解到了敦煌和藏经洞的相关信息。1911年10月,大谷光瑞派吉川小一郎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壁画,偷盗彩塑,搜集剩余的敦煌遗书。1912年,橘瑞超也由新疆赶往敦煌,和吉川小一郎会合。他们在敦煌停留了将近八周,带着从王道士处购买的和偷盗的大约600卷敦煌遗书离开了。大谷光瑞组织的三次考察团并不是专业的探险考古队伍,没有基本的考古素养,所到之处肆意挖掘、破坏古迹,得到的藏品也没有很好的记录在案。他们所带回的文物,后来分散了。小部分保存在旅顺和汉城,大部分保存在日本龙谷大学,称为“大谷文书”,有8000多号,除了敦煌遗书以外,大部分是吐鲁番等地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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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吉川小一郞与敦煌房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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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俄国人鄂登堡(1863—1934)

 

  沙皇俄国当然也不甘落后,由沙俄科学院院士鄂登堡(1863—1934)率领的考察队于1914年来到敦煌。其实早在1903年,俄罗斯人奥勃鲁切夫就用六包劣质的石蜡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两包遗书。虽然1910年北京政府曾下令将残存的敦煌遗书运走,但四年后来的鄂登堡仍以各种方式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文书。他的队伍更加专业,其中有著名摄影师、画家、矿业工程师、地形测绘员、民族学家、翻译人员以及十个工作人员和七个哈萨克向导。他们来到敦煌后,对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等进行了详细、清楚的摄影、测量、挖掘、记录和复制再造等工作。他们第一次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二区的平面图,清理了很少有人注意的北区石窟。第二年,他们启程回国,带着装满了几大车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他们从石窟窟壁上剥离的壁画,拿走的几十身彩塑,南北二区石窟中的文物,民间散落的遗书、画卷,以及他们绘制的4436—17鄂登堡考察队个石窟平面图和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现存彼得堡遗书,总数达10000多号,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地方发现的遗书。这部分遗书长期以来不为世人所知,1957年中国文化部部长郑振铎访问苏联,曾浏览过少数遗书,已感震惊。次年,他因空难去世,来不及公开他的见闻。1960年莫斯科举行国际东方学会期间,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遗书的消息,这部分敦煌遗书才广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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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鄂登堡考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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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美国人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

 

  姗姗来迟的是美国人。1923年,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了敦煌。他们的成员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福,翻译王近仁和四辆马车。当他们来到敦煌时,藏经洞内早已空无一物。然而,艺术史家华尔纳还是被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惊得目瞪口呆。他给了王道士一些礼物,王道士便任其用胶水和纱布粘走了第320窟、第323窟、第329窟、第335窟的十余方壁画。后来,他又给了王道士70两银子,王道士便给了他第328窟盛唐时期的一尊跪式菩萨彩塑,这些艺术珍品现存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此外,他还从别处买到《妙法莲华经》残卷。一年以后,华尔纳经过充分准备,再次来到敦煌,打算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但是这时随行的北京大学陈万里加以阻止,保护了这些壁画。陈万里写有《西行日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他在1925年5月10日写道,曾被华尔纳雇佣的木匠老周告诉他,华尔纳在千佛洞滞留了七天,给了道士70两银子作为布施,用洋布和树胶粘去了壁画20多幅。

 

  回首敦煌遗书的流散史,让人内心沉痛。然而,更让人关注的是民间还有许多敦煌文物。那5000多里的送“经”路上,到底流散了多少珍品。那些手持遗书的文人名士,到底将遗书藏于何处,售于何处,都难以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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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罗振玉与端方的通信三、敦煌学者的遗憾与努力

 

  如果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得意的,那么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的北京学界名人是震惊的,为了敦煌遗书奔走呼号的文人学者是焦急的,漂洋过海只为一睹遗书真容的敦煌学者是悲哀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被宰割之时,文人学者只能和民族、国家同悲同戚。

 

  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首的学者们呕心沥血,多方打听,试图寻找更多的散落遗书。他们在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写卷中得到零星散落的内容,再作整理研究,其中的辛酸与遗憾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了。当罗振玉看到敦煌《老子化胡经》、《尚书》等残卷时惊喜若狂,如在梦寐,他迅速将此事呈报给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亲自为乔草拟电文,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查封敦煌遗书,将剩下文献全部送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他一方面致力于国内遗书文物的搜集,一方面对流散海外的遗书加以收购,并编目整理。

 

  在那个没有电脑、扫描仪、摄像机,照相机还不普及的时代,王重民、刘复、向达、胡适等学者漂洋过海、风餐露宿,只是为了将敦煌遗书抄录、拍照回国后加以刊印。有的学者比较幸运,比如王重民,能够得到伯希和、戴密微等学者的支持,抄写工作较为顺利;有的学者则常常受到刁难,比如向达。

 

  刘复(1891—1934),原名寿彭,字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江苏省江阴县人。1920年,先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21年,又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赴欧留学期间,他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辑录104种,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编成《敦煌掇琐》。从内容来说,这本书超出了传统四部的范围,为敦煌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刘复不远万里、抄录遗书,开启了国内学者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昵称穈儿,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徽州绩溪人。他在刘复之后,不远万里来到大英博物馆查阅了近百卷敦煌写本,找到了数种急需的禅宗典籍。比起刘复,他的抄录更具专门性。正在研究禅宗的胡适,深刻认识到敦煌遗书的重要性。1930年,《菏泽大师神会遗集》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生于浙江温州,著名文史学家。他曾亲赴海外查阅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1927年6月,他赶赴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经卷。9月,他亲往英国国家图书馆搜集资料。1957年,他又赶赴列宁格勒,在东方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查阅俄藏敦煌遗书。

 

  后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专门组织向达、王重民两位学者前去调查遗书。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县人。1934年,他远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搜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并协助戴密微整理敦煌文献。1939年,他又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珍贵遗书,编成了《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等书。此外,他还选出一些较有价值的敦煌写卷拍成了缩微胶卷,可谓用心良苦。

 

  和王重民一起在巴黎收集、分类、抄录敦煌遗书的还有姜亮夫。姜亮夫(1902—1995),原名姜寅清,云南昭通人。他是辞掉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卖了文稿自费去法国学习的人。他和王重民合作分工,专门收集韵书、字书、儒家经典、老子等资料。为了支付一张照片14个法郎的费用,他节衣缩食,早晚吃巴黎最便宜的大米稀饭,中午就在图书馆内啃面包干。此后回国,抗战爆发,为了避免辛苦得来的敦煌资料毁于一旦,他总是将敦煌资料随身携带。他逃难来到四川时,还抱着他的敦煌资料。此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在硝烟之中整理完成了24卷的《瀛涯敦煌韵辑》。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1935年9月,他远渡重洋,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阅读和拍摄了500多卷遗书,还将所闻所见编成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等作品。向达的抄录工作十分艰辛,他在写给中华书局舒新城、武佛航的信中表明多次查看敦煌遗书遭到拒绝,诉说进退两难的尴尬与无助。

 

  1949年初,王庆菽来到伦敦。因为王重民的介绍信,她能够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遗书。开始,她每次只能借阅五卷遗书。后来,经过室长福尔敦同意,王庆菽得以从头阅览7000卷遗书,抄录、影印各种资料凡262卷,1182张照片。1950年,她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经卷。因为杜女士的应允,她几乎翻阅了所能看到的全部经卷,抄录、影印各种资料凡45卷,553张照片。

 

  

  6—20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还有许多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尽艰辛,赶赴甘肃敦煌实地考察。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画家。1941年到1943年间,张大千带着一家老小、负债五千两黄金,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荒凉的敦煌,寻找中古时代的真迹,寻找那种“曹氏山水”和“吴带当风”。他忍受着沙漠戈壁的干燥与缺水、孤独与寂寞,在狭小黑暗的石窟里孜孜不倦地过了三年,打开了敦煌艺术宝库的大门。当1943年11月张大千回到成都时,走时须发如漆的他已经耳鬓染霜。

 

  1943年,向达来到了敦煌。为了保护敦煌千佛洞,这个曾经从大英博物馆带着手抄、拍照的几百万字资料和照片回来的北大导师一面坚守敦煌,一面写文章呼吁千佛洞应归国家所有。在没有经费也没有物资的情况下,向达在敦煌坚持了九个月。他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没有生火的房间里做研究、写文章。他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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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张大千临摹的《敦煌释迦说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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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常书鸿(1904—1994)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是艺术家常书鸿(1904—1994),人们都称呼他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来到敦煌之前,他在法国巴黎已经生活了十年。巴黎的生活,充满了浪漫和艺术的气息。然而一次偶然的散步,将他从艺术的云端推到了荒凉的莫高窟。那一天,他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在塞纳河旧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从莫高窟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在艺术和大师邂逅的瞬间,常书鸿的心被触动了。他决定离开法国,回到敦煌。经过六年的颠沛流离,他终于在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然后雇了十头骆驼,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敦煌。

 

  敦煌艺术研究所刚成立时,工作人员除了常书鸿外,只有龚详礼、李廷赞、陈延儒、刘荣增和辛普德等人。敦煌的生活异常艰辛,工作也很枯燥杂乱。除了单纯的艺术工作外,工作人员不得不面对修补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现实的繁杂问题。抗战胜利了,万家高兴。但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不需要”的机构,却被撤消了。常书鸿等人不甘心,他卖掉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儿女回到重庆,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奔走呼号。最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为他的诚心所感动,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此后,风风雨雨数十年,常书鸿勤勤恳恳地守候在这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许多年过去了,斯人已逝。三危山脚下,沐浴着佛光的那一排排安静而肃穆的墓碑,安葬着常书鸿和许多敦煌工作人员的虔诚的灵魂。

 

  人们常说,时间像白驹过隙。对于敦煌学者而言,时光就如同沙漠里的沙子,从沙漏中、指缝间不停地溜走,一去不再回头。王圆箓的《道士塔》,依然安静地伫立在莫高窟的陈列馆前。墓志上,他的徒子徒孙们记录了不少的功德。然而,是非功过,终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评定。在那个历经沧桑、残破不已的敦煌莫高窟前,学者们依然以虔诚的心仰望着它,只是为了内心深处的宁静与祥和。在那样的年代里,多少有识之士为了敦煌奔走不已、奉献一生,多少学界名流为了莫高窟远赴西北,守望一世。曾经又发生过多少故事,有过多少辛酸悲哀,我们无从知晓。然而,莫高窟将以它的无声,记住世间发生的一切,记住代代学人的坚持与等待。因为它,不是千年沉寂的标本,而是暗流涌动的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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