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经洞的开启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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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经洞的开启和守望


  敦煌藏经洞是在最不合适的时候,由最不合适的人打开的。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与清政府正在天津租借口与八国联军混战,整个渤海湾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吸引了国人的全部目光。在这样的硝烟之中,没有人想到西北茫茫大漠中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开启了一个令全世界震惊和赞叹的文化宝库。一切仿佛是阴差阳错,又好像是命运弄人,敦煌藏经洞就这样与世人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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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清朝末年的莫高窟

 

  王圆箓,目前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一篇墓志铭,就是莫高窟大门外道士塔上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从墓志铭来看,王道士来自湖北农村,幼时因为饥荒来到了西北,先是在军营里当兵,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他云游到了敦煌,登上了三危山。也许是和乐僔一样,受到了莫高窟圣境的感召,他不禁感慨,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就在敦煌。从此以后,王道士在敦煌定居,修缮洞窟,勤俭节约,云游化缘。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像菩萨一样的善人。

 

  如果没有藏经洞,他也许会在这样的美誉中结束简简单单的一生,也没有人会将历史的罪名扣在这个无知和愚昧的道士头上。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此后,藏经洞的保存、看管,文物的去留成为他的心头难题。这一年,他徒步走了五十多里来到了敦煌县城,求见当时县令严泽,并送上了从藏经洞中拿来的两卷经文。然而,这位鼠目寸光的县令老爷并没有感觉到这些经卷的价值,而是将它们视为发黄的废纸。不难想象,王道士是带着何等复杂、失望的心情回到了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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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敦煌

 

  1902年,严县令走了,新县令走马上任了。这位新县令,便是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的进士汪宗翰。汪宗翰,字栗庵,湖北武昌府人。他通金石、精书画、善诗词,是第一位真正发现、认识到敦煌藏经洞中文物价值的清朝官员。在听完王道士的汇报后,汪宗翰带着一些人马亲自去莫高窟查看,还选取其中几卷经文带走研究。临走时,他还命令王道士对莫高窟暂作封存,好生保管。

 

  然而,汪县令走了,很久都没有消息。王圆箓很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选了两箱文物,赶了800多里路,来到了肃州,求见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员看了一下王道士风餐露宿带来的两箱字画,最后轻蔑地认为,这些书法还不如他本人的好。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评价王道士的愚昧、无知的同时,何曾体会到他的无计可施与走投无路。

 

  王道士不知道,真正能够挽救莫高窟的也许是另一位重要人物——甘肃学政叶昌炽。汪宗翰以他丰富的学识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批文物的重要性,他将带来的唐代和元代拓片以及绢画佛像、写经等文物托人送给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这位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立即感受到了这批文物的重大价值。1904年,他又陆续收到汪宗翰等人送来的宋代绢画《水月观音像》、唐代写卷等《缘督庐日记》中曾有记载。从日记可以看出,叶昌炽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建议藩台将藏经洞中的所有文物送到省府兰州妥藏,但是甘肃蕃台衙门回复没有经费。叶昌炽,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可能挽救藏经洞遗书的学者,最终与藏经洞遗书失之交臂。此后,他十分后悔,在1909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氏经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也许,他应该自责。但是,应该自责的又何止是他一人。王道士曾经给清政府送信多封,皆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他也曾拜访过各级政府官吏,他们皆置若罔闻,任文物流散。1904年,在叶昌炽的提议下,甘肃布政司下令,命敦煌县令汪宗翰检点经卷画像,王道士妥善保管,不能外留。如果历史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前行,等待一个有识之士再度打开藏经洞,或许,一切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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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十一“癸卯(1903)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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